帖学与碑学的来龙去脉、利弊得失,我觉得,两相比较,帖学偏重于传承,碑学偏重于原创。帖学书风在其千百年的传承中,偏重于对前人的继承。即便赵孟、董其昌这些帖学书风的大家,仍然显得传承有余,新变不足。
考察帖学书风师法的源头,我们不难看到,魏晋时代王羲之的书法,本是极具开拓创造的“新体”。唐太宗曾说他“详察古今,研精篆隶,尽善尽美”。 说明了王羲之善于转益多师。并且王羲之曾有这样的自述:“羲之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爵、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从这段话,我们除了可以看到王羲之不断开拓视野、广闻博取、探源明理的经历和用心之外,王羲之还将他学习取法的对象从卫夫人转向了更为深远的书法传统金石篆隶,转向了这些直到近代碑学兴趣后才重新被人看好的这些资源,这才铸成了他 “龙跳天门、虎卧凤阙” 的千古绝唱。
又如欧阳询访碑的记载,说有一次他跟虞世南外出,途中见到晋代书法家索靖写的一块碑石,竟席地而坐,在碑旁细心观察描摹学习了三天。后来他又广泛地学习北朝的碑版石刻,同时吸取了当地一些书家的长处,再融入隶书笔意,终于形成了他“刚健险劲,法度森严”的书风。可见王羲之、欧阳询等早期的帖学大师已经对野外碑刻十分重视。这比后来的碑学书风早了整整1400年。而后期的帖学书家偏失于对前人法式的继承,局限于对唐人摹本的追逐和对刻帖的传习。这样以法为法、陈陈相因的结果,不但迷失了王羲之书法的真相,也失却帖了学书风的源泉和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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