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大字报抄出一代新厂，当然是一句不分青红皂白的调侃话。书法的蹈入陷境是一个事实，谁也无法抹杀或曲为之辩。而书法依靠原有的实用观念学会在夹缝中保护自己，这也只是不得已而为之。在当时，要么全军税灭，要么委曲求全。上海书法班老师介绍当全民族的文化都在经历空前的浩劫之时，要书法单独逸出其外，也是不可能的。文化在当时的毁灭可以以两种艺术的境遇作为标志:一是京剧，被作为阴谋文化的代理获得畸形的繁荣:另一是山水、花鸟画，几乎就处在被抹杀的境地。但两者相比，更典型的还是京剧的模式，从舞蹈到交响乐，甚至古典文学研究和历史、哲学研究中的儒、法斗争史，都表明了众所周知的事实。艺术不能按照自身规律发展，它的依附性越强，它为政治需要服务得越彻底，它的畸形生存就越有可能实现。
我们在这一时期看到了实用的书法抄写语录之外的不甘寂寞，它被迫顺应时风，对自身进行了“革命”的改造。
第一是提倡简化字。理由是为劳动人民服务——既然解放以后实行简化字，书法要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精神，为什么不敢用简化字写书法?
赞成不赞成用简化字入书法，一时间成了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标志。于是，它使我们回想起从民国初年到20世纪30年代书法所曾经有过的挫折与经历:历史又一次体现出惊人的重复特征。观念的支配作用真是无所不在啊!
民国初年提出书法要退出舞台，因为白话文、因为实用的钢笔进入中国，其依据是什么?如前所述:是实用观念在作祟。但书法长期形成的欣赏习惯，却与实用第一的呼喊构成一种奇怪的绞合。它不但没有驱逐出书法本身，反而把本来应被驱逐的遗老群书法也完整无损地保留下来，这是第一次选择。20世纪30年代于右任的“草书标准化”运动为什么会失败(至少是不景气)?如前所述，也正是实用观念在作祟。但书法界却不以干右任为归，相反却在长时期内淡化了他的队伍与宗旨，《草书月刊》的始而专门继而广泛即是最好的证明。这是第二次选择。上世纪50年代沈尹默系统为什么难以有长足进展?也还是因为他有相当浓郁的实用观念的制约(当然他注重技巧，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但整个书法界还是不拘此格，披荆斩棘，开拓出一个并不很深刻却比较开阔的书法天地，这是第三次选择。三次反复都是迫不得已的，但书法界很少有人去想一想为什么会有三次性质相近的反复，没有人认为此中关键是因为有了个强大的实用传统观念的控制。既没有人认识到此，当然也就不会从这个立场上去找到症结了。干是，同样的观念在新的环境下又以另一种变格形态表现出来。这种种无谓的消耗，真是书法发展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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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教学理念是“眼在手前，先博后精”。坚实基础，拓展审美，先纵观而后取其专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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